兰格钢铁

稳定经济更需要可持续的改革发展观

供给和需求本该相互配合互为促进而不是互相对立和互为否定。供给侧改革能创造需求，需求侧的减税等政策反过来也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宽松环境。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需要来说，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也需要未来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更多侧重于基础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此而言，鼓励金融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乃当务之急。 稍早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可视作对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李克强总理此后在主持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谈到，要“两端持续发力，不能一头沉”，“明年要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 “供给侧”改革作为一种改革理念，它的应运而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如此，对这一理念也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具体对待。“新供给学派”以梳理和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的学术进展和政策主张的得失为基础，并面对中国的国情与实践，所提出的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张，对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或不失为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不过，美国学者杰夫·马德里克说过：“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才是恐怖故事的源泉。”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实现新一轮经济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可持续，而不是翻烧饼。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流行于解放区的口号，六七十年代一度成为计划经济色彩非常浓郁的流行词。七十年代末的农村联产承包、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尽管颇有点供给侧改革的意味，不过，其时我国学界并未流行供给学派。大约从1995年后，才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了需求侧。这与凯恩斯理论在我国流行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所谓“以政府投资来拉动GDP”，说穿了，也就是“为消费而消费”，“为增长而增长”，“为GDP而GDP”。而在GDP终于从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长慢慢回落到如今的6%以上7%以下的区间时，已然说明单纯的“为GDP而GDP”确实到了再也不易行得通了。那么，能不能因此而翻烧饼，完全采纳所谓“新供给学派”的意见，从过于片面追逐“需求侧”翻到另一个更片面的“供给侧”极端呢？听习总书记、李总理的多次谈话可知，决策层比较审慎地选择了符合国情的“两端发力”。 目前我国的实情，很难说得清当下的重点需求究竟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而是何者发力更适合当前的实情。以钢铁建设为例，这在相当一个时期充当的是满足需求的“供给侧”功能，只是在基本建设和楼房建设开始出现较大程度饱和的情况下，它还在开足马力过剩生产，满足供给的功能荡然无存，就只剩下已成莫须有的所谓引导消费和促进消费的功能了。很多城市的楼房建设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当前的中国，一方面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着投资拉动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需求凸显了出来。如果不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那么，提高供给侧体系结构质量和效率，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走出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改革，其成功与否的关键都并不在于行政调控是否更有力，反而更多地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方针能否真正到位。这也可以说是今天为什么不主张供给侧改革单兵突进，而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两端发力”的道理之所在。市场本身是在变化和演进之中的。经济有时候需要“创造性破坏”，需要破旧立新。这种创造性破坏即使只是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每次发生的时候，也总会有人从旧产业转向新产业。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工人能得到培训，当他们失业时可获得再教育、再培训，这样就又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如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过度干预，就难免会造成人们没办法离开旧的行业走向新的行业。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所以并不意味着需求政策的退出，是因为供给和需求应该相互配合互为促进而不是互相对立和互为否定的。供给侧改革能创造需求，需求侧的减税等政策也能反过来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宽松环境。未来的中国经济，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不仅意味着任何企业尤其国企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方向，真实且真诚、积极而主动地采取全新的改革理念和市场实践，而非仅靠物质性生产资料与生产手段的占有来寻求市场支配资格，不断使自身在合规经营方面的地位从边缘化提升到中心化，从而较为完整而完善地实现可持续性转型和稳健发展，体现企业“通过满足市场所反映的社会需要而获取合理利润”的历史使命，而且，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需要来说，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也需要未来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更多侧重于基础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此而言，鼓励金融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乃当务之急。 目前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在有序推进，至于在时间上是早一点还是稍晚一点，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与国际成熟市场及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在产品结构、市场结构、投资者结构和市场交易制度、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无论注册制在什么时候推出，决定其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都不可能是别的，而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否成了头等大事。注册制改革必须把握好节奏、力度和市场可承受度的关系，稳步推进。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