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 据央行报告,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44.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99.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556亿元,同比少增1523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21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6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280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141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925亿元,中长期贷款减少430亿元,票据融资增加2388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128亿元。 普遍研判是,尽管事出有因,但4月贷款数据远不及预期。另有分析称,权威人士讲话之后,“看空中国”重新成为市场主流,股市大跌,人民币大跌,债市大涨。认为现阶段,货币政策转向、防止资产价格泡沫是应当的;但经济复苏仍然脆弱,如果过早扭转市场乐观预期、政府采用过度的紧缩政策,特别是对房地产、信贷、财政均采取偏紧态度,则中国此轮经济复苏存在夭折风险,中国实现L型平稳增长压力很大。 对此,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回应称,货币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稳健”的,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既要保持稳增长力度,又要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对未来价格的影响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今年4月份有一些特殊因素(包括统计因素)导致了信贷和货币增速下行。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发生在4月份的3500亿以上的地方债置换,这部分融资不再计入贷款,而是计入银行持有的债券。这是统计因素所造成的贷款增量的下降,并不改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恕我直言,以上两种观点的角度与结论都没有切中要害,说的再严重些便是都存在不可饶恕的误判,毕竟他们都是高阶的公共经济学家。 明摆着,中国贷款数据长期以来最突出的问题是贷款增速长期高于GDP,在做大分子的同时未能更加有效地做大分母,以至于总体债务水平不断快速扩张,债务风险水平持续提升。而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新增贷款并且是贷款利率相对最低的部分流向了供给端,尤其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但今年以来新增贷款的投向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中,在4月当月新增贷款合计5556亿元里,来自终端需求的住户贷款4217亿元,占比高达75.9%,比一年前的41.29%大幅提升34.6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来自企业及机关团体的新增贷款仅1415亿元,占比由去年同期的72.04%大幅降至25.67%。抛开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开局是否可以界定为“小阳春”不谈,来自需求端的住户贷款占比大幅提升明显起到了约束供给端贷款过快增长的作用分明是秃头上的虱子。仅从这一点来看,4月份贷款数据不仅不是利空,反而是实质性重大利好,因为它切中并开始修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最负面的要害。 不夸张地讲,如果这一新格局能够成为“新常态”,并延续5到10年,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包括债务风险在内,都可以得到战略意义上的化解。为此,有必要强烈建议国务院深入研究信贷消费终端发力一事,供给侧发力至少在贷款以致整个金融政策上是行不通的。如果说定向精准调控的话,最好是尽快出台旨在鼓励最终需求支出(包括居民的资本化长期支出)的个人贷款低利率政策。 不得不说的是,对于不久前“权威人士”谈话中提到的“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在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的那段文字表述,我持怀疑态度。杠杆长期存在重供给、轻需求的方向性错误,分子的扩张大于分母的扩张,降杠杆当然是幻想。但如果彻底改变杠杆的方向,即便是杠杆扩张速度有所缓和,结果又会如何呢?正统的经济学从来不怀疑鼓励最终需求或消费对宏观经济走出持续下行地带所扮演的积极作用。 我的观点是,所谓“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主要是贷款投向长期偏重于供给端的结果,甚至是无效或弱效供给长期泛滥的重要原因。经济学从来都是在争议中寻求正确答案的。退一步讲,如果已有证据初步表明改变贷款投向不仅有利于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并且可以缓解供给端贷款对企业的压力以及整体的债务压力,为什么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呢?又有谁能做到理论上的一贯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