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格钢铁

FT：不要让情感左右英国退欧公投

本不应该让一名议员惨遭杀害来提醒我们，英国留欧与脱欧辩论背后的情绪真正关乎的并非经济。经济方面的理由无需伤脑筋。 尽管司法大臣、退欧阵营领袖人物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断言“英国人厌恶专家”，但经济学家们 — 更不用说英国央行、英国职工大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领导人 — 的共识是，退欧将对英国经济造成短期破坏，并导致长期萎缩。资本外逃、英镑暴跌、政府真空及科研经费枯竭将不再是散布恐惧者的想象，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 除非支付几乎所有当前免付的费用并接受人员自由流动，否则，英国将被欧盟单一市场拒之门外。在仅有的几位支持退欧的经济学家中，帕特里克-明福特(Patrick Minford)轻率地宣称，脱离欧盟将“主要淘汰制造业”。因此，在一门心思撞向冰山的过程中，被泼一盆冷水或许并不坏。 任何理性计算的结果都将是留欧阵营获胜。但驱动这场公投运动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公投真正关乎的也不是民主，尽管存在各种关于“平庸官僚”统治的误导性陈词滥调。那些批评欧盟委员会非民选的观点，多数对欧盟机构的实际运作方式连起码的认识都没有。欧盟委员会负责作出提议，但没有欧洲议会和由成员国民选政府的代表组成的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的决定，欧盟委员会什么都实施不了。 不，主权和移民这两个敏感问题是同一重要问题的两面：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同质还是异质国家？我们完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是由我们的岛国性质生成并塑造的吗？我们过去一直而且应该永远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的状态吗？ 在某种情形下，“我们是谁？”的问题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热病。将移民妖魔化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煽动性竞选的起点。但最近，他或许撞上了对美国特殊性的公认界定 — 首次由法裔美籍作家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一位美国农夫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中阐述：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只要他们认同民主理念。 沙文主义以及对国家最狭隘的本土主义定义正在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法国煽动民众愤怒，而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似乎将成为下届法国总统。英国独立党(UKIP)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得意地揭开了该党最新的海报，海报将一群绝望的难民与“断裂点”(Breaking Point)的标语放在一起，散发着道德上的恶臭。对难民作如此刻画是令人难忘的恶毒，会让所有有良知的人立即想要站在难民一边，而非他一边。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并没有深层的奥秘。尽管全世界的人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福利 — 货物、人口、观念前所未有的自由流动，以及互联网的无尽网络空间 — 但他们也同样对这些东西感到害怕，因为他们认识到它们无法保证繁荣或幸福。一种免疫反应出现了，心理上和现实中的防御都被调动起来，反对那些被污蔑为格格不入、危险及不可同化的外来人。将社会的万千弊病归咎于移民，比视它们为经济和社会系统性变化的结果更容易。 英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这一幕。20世纪初，约10万从俄国逃离迫害和饥饿的赤贫犹太人涌入英国，导致了“英国兄弟联盟”的成立，后者将这些移民视为“欧洲的渣滓”。犹太人被妖魔化为携带疾病、危险、不会说英语、抢走诚实英国工人的工作并压低工资。英国兄弟联盟的成员人数与英国独立党大致相当(5万人)，但他们同样使保守党陷入惊慌，以至于作出了防御性反应。英国议会于1905年通过了《外国人法》(Aliens Act)，限制移民进入英国。曾反对这项措施的自由党一旦入主政府便自然而然地延续了该法。 1934年，由于移民可能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来到英国，《每日邮报》敦促读者“向黑衫党伸出援助之手”。1968年，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在臭名昭著的“血流成河”演讲中警告称，如果不阻止英联邦移民的话，国内就可能发生骚乱。 所有这些吵闹着反对外国人潮水般涌入的英国捍卫者，以为自己是在维护英国制度和历史的沿袭下来的纯正。但那些制度从起源和特征来说绝不是保守狭隘。看看迫使约翰王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的25名贵族的名字，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诺曼法国人；语言则是安茹王朝的国王们说的几乎独一无二的语言。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只是荷兰入侵的结果 — 荷兰的两万名士兵在伦敦驻扎了18个月。后来的事实证明，《权利法案》不可逆地确立了我们的君主立宪制度。奥兰治威廉(William of Orange，又称威廉三世)入侵英国是受到一群英国辉格党贵族的“邀请”，这提供了事后合理性。但真相是，无论受邀与否，威廉都会来到英国，因为荷兰共和国的生死取决于英国加入反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斗争中。 《权利法案》是我们被拖入欧洲集体抵制绝对君主制的产品 — 在《权利法案》诞生4年前，绝对君主制让新教在法国成为非法。 英国是这场抵制运动的受益者。约5万名胡格诺派(Huguenots)教徒 — 其中一部分是法拉奇的祖先 — 重新定居在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这对英国具有长久的好处。两个世纪以后，陷入更大困境且人数更多的犹太人占据了那些街道。我的祖父母搬到了菲尔德盖特街(Fieldgate Street) — 曾经的胡格诺派教徒丝绸纺织工的居住地。在上世纪60年代，我当时在白教堂区(Whitechapel)和斯特普尼(Stepney)工作的母亲迎来了下一波的孟加拉移民；她喜欢告诉人们的是，其中一位移民成为布鲁姆(Bloom)粗盐牛肉餐馆的厨师长。 当然，此刻，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戈夫、法拉奇和退欧支持者们大喊着“这与欧盟无关”，同时敲起他们的铁皮鼓，合唱“无法问责的欧盟官僚”，反复说着英国每周为欧盟花费3.5亿英镑的弥天大谎。 但正如他们十分清楚的那样，对移民的反感是这个谎言具备广泛吸引力的公开秘密。法拉奇的海报就暴露了这点。周四的公投是要人们做出选择：是选择一个开放的英国还是一个封闭的英国；是选择开放还是内向；是选择过去还是未来，这就是为何大多数25岁以下英国人希望留在欧盟的原因。鼓吹我们将从欧洲解放出来走进全世界，是在说一个虚伪的幻想。世界贸易组织(WTO)是通过欧盟达成协议的。未来不会有给英国的特殊协议。我们将排在末尾。我们将不是在收回主权，而是变得孤家寡人。 最后，如果我勾起人们对乔-考克斯(Jo Cox)的回忆，那么我并非是要利用她的死亡，而是要纪念她高尚伟大却被残忍终结的一生。她是最土生土长的约克郡人。但她本能的正直让她懂得，成为英国人还意味着要成为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广泛世界的一份子；这两个身份是互相支撑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 她曾热情洋溢地支持遭受无情战争蹂躏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民。她的首次演讲就说明了一切：“移民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社会…在我在选区各地访问时，一再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现在更团结，而且我们互相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隔阂。” 她表示，她支持多样性。而这也是我们的国家成为“联合王国”的原因。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 译者/何黎